为了促进本地生产，印度真的拼了，开始限制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的进口。印度此举或许意在“以市场换技术”，凭借当地对该市场的巨大需求，换取外资在本地建厂，使印度成为电子产品出口中心。但事实一再证明，印度的营商环境绝对是致命级别的。众多外资企业纷至沓来，最后又铩羽而归。毕竟“外企坟场”，不是说说而已。
限制进口
据路透社消息，印度政府8月3日发布公告称，印度已限制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个人电脑的进口，并立即生效，以推动本地制造业的发展。尽管该通知表示，“只要持有有效的限制进口许可证就可以进口”，但媒体分析称，由于印度政府的新规，向印度进口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可能变得极其困难。
根据印度对外贸易总局的通知，本地采购商进口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一体机、超小型电脑和服务器需要获得许可。该机构补充道，被指定为“资本货物”的某些类型个人电脑可能会被豁免，但没有详细说明。
这是印度政府鼓励电子产品本土化生产的一系列举措中的最新一项。数据显示，4-6月，包括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个人电脑在内的电子产品进口额为197亿美元，同比增长6.25%。
宣布这一消息后，当地电子合同制造商的股价出现上涨：AmberEnterprisesIndia公司上涨3.3%，DixonTechnologiesIndia公司涨5.5%，PGElectroplast公司涨2.8%。
在这一限制出台之前，印度就已颁布了旨在阻止进口外国电子产品的政策，并实施了多年，其中包括高额关税。2018年年底，印度总理莫迪大规模提升关税，从平均13%提高到20%，彼时，就连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也批评印度是“关税之王”。
去年，印度还推出了一项价值735亿卢比的计划，旨在提升本土制造业，并扩大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个人电脑等IT产品的出口，但该计划未能吸引企业，因外界认为刺激措施规模较小。
对于印度的做法，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小雪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印度进口很多中国产品，对其冲击很大，他们希望能在本国设厂，让他们自己生产。中国的制造业最高能占GDP40%左右，而印度的制造业占GDP比重只有14%，而每年新增劳动力上千万，这些人在农村肯定是剩余劳动力，到城市之后，如果没合适的岗位提供，就会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醉翁之意
莫迪在2014年上任伊始，便推出“在印度制造”的国家战略，并表示印度制造业在未来GDP中的占比要从15%提高至25%。与“印度制造”不同，新战略鼓励外国企业在印度投资和生产，而不是单纯的国内产品出口。
“此举的精神是将制造业推向印度。”印度信息技术制造商协会前官员AliAkhtarJafri表示。此前，莫迪政府公布了一项1700亿卢比的财政激励计划，以吸引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其他硬件制造商前来印度建厂。巧合的是，这类与生产挂钩的激励措施的最后申请日期是8月30日。
目前，戴尔、宏基、三星、苹果、联想和惠普等公司是在印度市场销售笔记本电脑的一些主要公司，另外很大一部分是从中国等国家进口的。报道称，戴尔、惠普、华硕等制造商正考虑在印度建厂生产。苹果目前尚未开始在印度生产iPad或MacBook笔记本电脑，但这些激励措施和进口限制可能会促使苹果考虑采取此类行动。
今年以来，苹果在印度新德里和孟买连开了两家零售店，受到印度消费者的疯狂追捧，首席执行官库克也在财报电话会中提了不下20次“印度”，被媒体解读为未来可能把部分生产基地从中国移到印度。《华尔街日报》甚至认为：“在苹果公司的眼中，印度就是下一个中国。”
印度人口虽多、热情虽高，但要在制造业上闯出名堂，恐怕没那么容易。在印度生活多年的李然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印度制造”最关键的症结，在于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没有解决，比如电网和路网。
据李然介绍，北印度喜马拉雅山区的水电资源其实很丰富，但在印度，因为跨邦项目很难达成共识，如果想把北方的电力输送到南部需要用电的地方，几乎是天方夜谭。其结果就是，印度的电力供应极不靠谱，“半小时内的停电是家常便饭，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有一整天是没电的”，工业用电也常常受限。
养羊杀羊
在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期待成为“世界工厂”的印度仍被认为是“全球最难做生意的国家”之一。原因就在于印度的市场需求不如预期、基础设施建设尚不完善、劳动力素质不高、营商环境糟糕等等。
比如，在印度注册一家公司需要18天，比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时间要长一周左右。此外，在印度注册企业必须经过12个步骤。用地方面，申请建筑许可证需要34个步骤和110天的时间，必须得到印度中央政府和邦政府的批准。
此外，说来就来的罚款也让人无法招架。“印度赚钱印度花，一分别想带回家。”今年6月中旬，印度监管机构以“向外国实体非法转移资金”为由，宣布没收小米印度公司555.127亿卢比、约合48亿元人民币的款项——相当于小米在印度9年利润总额的6倍。
2022年7月，印度政府称OPPO在进口手机零部件时错误使用关税豁免，要求其追缴税款37亿元人民币；又以涉嫌违反《防止洗钱法案》为由，冻结了vivo在印度的119个银行账号，要求其提供8亿元人民币作为解冻担保。
刘小雪指出，印度法律环境有其特点：一般而言，纸面上的法律规定很多、很繁琐，但实际执行的情况则完全不同。法律规定和执法力度之间的落差是印度营商环境的常态，这种“常态”导致的结果有两点，一是严格遵守法律条文的企业很难在市场赢得竞争优势甚至难以生存，二是印度执法部门由此获得了选择性执法、根据需要执法的操作空间。更重要的是，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情况并非无意产生，而是被设计出来的。这也就给了印度政府“养羊杀羊”的空间。
独立国际策略研究员陈佳也表示，跨国企业纷纷被罚背后，反映出印度产业政策自相抵牾的现实，在中央政府层面，印度不惜斥巨资吸引外国企业，扶植联营企业，但与此同时，执法部门又对实际市场情况缺乏考虑，执法的突击性、随意性色彩过强，最终会伤害企业投资信心以及本地经济。
英国驻印度记者爱德华·卢斯在其畅销书《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中有一句名言：“从新德里最高政府部门的走廊到昏昏欲睡的地方官员的法庭，印度的政府机构和法律部门有着一些明显的共同点。它们从不会在你的生活缺席，除了真正需要它们的时候。”
回到印度新冠疫情最吃紧的时候，医院氧气告急，很多患者因为吸不上氧而死亡。彼时有媒体评论说，印度缺的不是氧气，而是“印度制造”的能力。
北京商报记者方彬楠赵天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