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3年2月18日8时10分，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杰出教育家，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新中国金融学科主要奠基人，第八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第三届委员兼第三届学科评议组经济学召集人、第四届学科评议组应用经济学召集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顾问，中国金融学会名誉会长，第一届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校务委员会名誉主任、荣誉一级教授黄达与世长辞，享年98岁。我们重温他的回忆录《忆旧纪年》，以此致敬和怀念敬爱的黄达教授。
《忆旧纪年》是黄达教授自撰的回忆录，讲述了他从记事开始，到1950年，整个童年、少年、青年时期的求学、探索社会、走上革命道路、参加新中国建设的完整经历和心路历程。既有对自己成长经历的详细记述，对家人、亲情无限的思念，也有对时代、社会环境的洞察和分析。语言精炼，文字平朴，感情真挚，直指心底，震撼心灵。
本文为系列第七篇，原文刊载于《金融博览》2016年第5期。
我的初中生活
文/黄达
1937年，我小学毕业。升哪所中学，家里曾经讨论过。我的父亲和堂叔父是在天津历史最久的一所中学——天津人喜欢叫她的早期名字“铃铛阁（阁，天津人读gǎo）中学”——毕业的。我是不是还上这所中学？那时候，南开中学在天津风头正劲，公认其办学思想走在时代潮流的前头。我的大姐已经在这所中学读了两年，她力主我也上南开。可能还有人帮着说。为了考南开中学，我还上了这所学校办的暑期补习班。
然而，“七七事变”爆发，街面立即笼罩着人心惶惶的气氛。由于那年夏天，我的姑母正带着她的三个女儿回娘家，我祖母怕治安不稳出事，遂仓促地到英租借地“逃反”，由于连年战乱，在我的老一辈人的心目中，“逃反”——临时逃到一个可以暂时躲避战乱的地方，是一种并非罕见的行为。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下，我的大姐还带我从租借地赶到南开中学参加了升学考试。但不久，日本轰炸并占领了天津，南开大学、中学南迁大后方。上南开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
那时很多人从中国地“逃反”到租借地，租借地的房屋紧俏起来。开始，是在英租借地的一所私立树仁中学租到两间教室——正值暑假，教室空闲。由于我在一个颇具规模的正规的天津私立第一小学上了五年学，又看到过像南开中学那样的学校，面对这所中学，颇觉新奇。说是中学，但只有初中一二年级。一座两层的小楼，连校长办公室在内，也不过五六间屋子。租给“逃反”的人之后，只剩下一间校长办公室。整个暑假，只有校长一个人在，好像学校就是校长，校长就是学校。校长是一位中年妇女，文质彬彬，衣着整洁端庄，梳短发，戴眼镜，稳重和蔼。不久，发现她却是处于非常窘困的境地之中。原来这座小楼是校长租来的，不怎么清楚，她有了暑假出租的临时收入，依然拖欠房租。经常有一个十分霸气的恶婆来讨租，一骂就是半天。校长间或回应几句话，大部分时间则是任凭你骂，我自充耳不闻，照样平静地处理事务。由于事先约定只是暑假期间租用，很快我们就托人找房子，搬了出来。后来听说，这所学校还有所发展。那位校长的能力着实令人佩服。
1937年7月29日，日本侵略军进攻天津；30日，天津沦陷，成为日本占领区。至于英国、法国的租借地还是由英、法管辖。
那一年天津的中学，不论是在日本占领的“中国地”的，还是租借地的，都迟迟不能开学。租借地的学校开学较早，但也比通常迟了一两个月。不记得是怎样的缘由，我进入英租借地里的私立志达中学。学校坐落在英租借马场道，比邻是工商商业专科（后来的工商大学）及其附属中学。印象中，上工商中学的，家境大多富裕；上志达中学的，家境大多较差。
志达中学是一所颇不知名的学校，只有初级中学。学校董事会的头头是一位下野的军阀。校舍是一个包括两座小楼的庭院，一座楼是教室和少数寄宿生的寝室，另一座楼是学校的办公室。庭院倒是绿树成荫，但难以作为操场。上体育课要去校外的空地——那时马厂道附近的空地还是比较多的。有一次学校开运动会，是租用英租借地唯一的公共运动场——明园运动场。
学校虽然颇不知名，但在抗日战争初期，却有个不错的教师班子。当时，北平、天津的一些大学生，包括应届毕业生，躲在租借地准备去当时青年学子聚集的抗日中心——武汉。在过渡期间，教一教中学也是一种生活安排。选择教书的大多是文化素养较高的大学生。其中有一位教地理的老师，结合历史、人文，结合抗日形势，把地理讲得极其生动。租借地的这类学校，课堂秩序普遍不好，但这位老师的课堂，学生都是静静地专注听课。还有一位教数学的老师，女老师，是南开的大学生。开始，她的课堂秩序极乱。经过两三次课，她镇静而又极为犀利地从学习、从品德、从抗日形势，狠狠地把我们学生批了一堂课。再加上她讲数学讲得明白、生动，有启发性，她的课堂秩序后来一直很好。只可惜他们大多只讲了一学期、一学年就到抗日后方去了。
在志达中学我读了初中一二年级。学习收获是什么，一点也回忆不起来了。背起书包上学，背起书包下学，是否有作业，是否做作业，已经没有清楚的记忆了。考试成绩也不好。有一次考试，可能是二年级的第一学期，在考前有两三天假期，可用来复习功课，可是有一位同学借给我一部《清宫十三朝》演义，我看得入迷，不能释手，而要考的功课竟然一点也没有复习。除去数学有点底子，其他课程自己也知道考得很差。也可能是还有不少同学不如我，竟然没有跌入留级的处境。至于《清宫十三朝》，虽属稗官野史，收罗了大量传闻、臆测，“演义”性极强，但与近年来的“戏说”随意编排历史不一样，其骨架还是与正史无大出入的。应该说，它使我大体把握了有清一代发展的编年脉络，那是课堂上的历史课从没有给过我的收获。
在志达，也许可以提及一笔的是，我在这期间有了写作的兴趣。在高小时，两堂的作文课只能憋出二三十个字的窘境，在志达的这两年，不知是什么原因自我解脱出来了。当时，学生自己办了一个小壁报。同学的写作，自己用稿纸誊写清楚了，或同学的小幅画作，交给主办壁报的同学，他们就会分期编排，在壁报上发表。记不清是从哪种书刊看到一篇文字，写的是傍晚一个陌生人求宿的故事，自己就照猫画虎编了一篇大约有一两千字的文章《过客》。一写出来就向我大姐的男朋友求教，想请他帮助修改。那天好像他的心情不好，匆匆扫了几眼，就劈头一瓢冷水：写文章，要有目的，你写的是想说明什么问题？本来兴冲冲希望得到几句表扬，却没料到是这样的结果。现在回想起来，有幸的是，我倒没有灰心丧气，而是不服气。后来还是投了壁报，也刊登出来了。只是同学并没有什么“积极”的反应。
在这两年，我的英语学得很糟糕。单词记不住，也不肯下苦工夫背。二年级的暑假，父亲让我上新学书院的暑假补习班，意思是想让我转学。新学书院，在天津是一所很独特的中学。它的背景是海关。普通中学的学制是六年，它的学制是八年。特别重视英语，毕业后可到海关谋职——英语水平可满足海关工作的要求。
一进新学书院，好像就陷入一片深灰色色调的包围之中——到处都是古旧的西洋城堡式的深灰色建筑。厚厚的墙，小小的窗子，教室里非常昏暗。在昏暗的光线里，课桌课凳令人非常惊奇。课桌的桌面是近乎黑色的黑褐色木板，木板极厚，比我看到的其他中小学课桌桌面厚一两倍。其他学校的课桌，教师都是不让在桌面上刻画的。而新学书院课桌的桌面则布满用小刀刻画的痕迹，并且是一层刻痕压着一层，应该是几十个年级，年复一年刻画的杰作。据说，英国中小学的课桌就是这样。不知怎的，立即引起对狄更斯小说里关于古老英国描述的联想。
我上的这个年级的补习班，其中也有些是本校的学生。他们好像不是成绩不好，需要补习，而是家长的安排，不让他们在假期荒于嬉戏。补习几门课想不起来了，但以英语为主。在英语方面，我与他们本校学生比，不是有差距，而是差距极大。他们与老师常常用英语交谈，我几乎完全听不懂；老师用英语向我提问，我也是听不懂，答不出。有一次英语作文，我也努力写了一篇。不知怎么鬼使神差地在交作文的时候竟摆在最上头。老师进教室，说他今天有事，请一位代课的老师来。说着要走，却看到我的那篇作文，竟然拿起来，读了一遍。边读边批，最后说，也只能给个二三十分。这时，代课的老师进来了，听到了他的评论。待他走后，也把我的作文读了一遍，说二三十分太少了，是努力写的，可以给个及格吧，很显然，带有鼓励的意思。
不过，在这样的窘境中补习英语，也有收获。记不清用的是什么英语读本，其中有一课是讲18世纪英国海军名将纳尔逊的故事，讲他在与法国和西班牙联合舰队交战之前在日记里写道：胜利，或者West Minster。West Minster指伦敦威士敏斯特大教堂，是英国显赫人士埋葬遗体的最高礼遇。没有想到，他在打败法国和西班牙联合舰队之后，却在已经死寂的战场上中弹死亡：原来的胜利与死亡的选择，迎来的却是两者合并发生。只不过他的遗体并没有葬在West Minster。因为议会（也许是旁的什么决策机构）认为，进不进West Minster，是由皇家决定；自己“决定”，不合体统，不能进！也许当时我就没有把整个课文弄准确，但几十年来，头脑深深印下的就是这样的故事脉络。最初，只是替纳尔逊遗憾。但慢慢感到，给自己带来的思考实际是多方面的：对于国与国的争霸和兴衰更迭，中外都脱不开同样的历史规律，不胜感慨；一位残疾人成为历史名将，有天分，有勤奋，有胆略，有机缘，不可强求；英国人的坚持传统值得借鉴，但只根据日记里的一句话做决断，是否过分刻舟求剑……
由于父亲的去世，不仅转学新学书院的事无从提起，就是志达中学的学业也中止了。
在日本与英法宣战之后，新学书院完全丧失了自己的特色。新中国成立之后，就我们的办教育的思路推测，是不会恢复这样的特色学校的。然而，从真正能够更好地服务实际生活来看，在一个成熟的教育体系中，有一些特色学校存在，是否也属必要？
在暑假尾，父亲去世了，祖母也随之去世了。失去了经济的支撑，全家决定从生活费高的英国租借地搬回日本人占领的“中国地”。在这样的变故中，1939年的下半年，我处于失学状态。
在这期间，一个街区的小图书馆是我在那年寒冬时度过阴冷下午的好去处。它是偶然发现的，在天津鼓楼东路北的一所大宅院里，就在我借住的亲戚家附近。叫个什么名称，当时也未在意。只占有几间上房，好像没有单设的书库，不多的几本书就放在阅览室旁边的书架上；也许还有几张报纸。屋中间有个火炉，在冬天给人带来丝丝暖意。最初，我是冒着被“请”出来的危险，试探着进去的。后来发觉，光顾的人极少，我还算是一个捧场者。在这里，印象最深的是看了一部《孤儿历险记》——就我当时看，也是极为古老的译本。所描述的是曾经辉煌的名歌手沦落为贫困的街头卖艺老人和“孤儿”，贫贱并没有改变他们的纯真、他们的善良、他们的同情心，感人至深。在那家庭迅速陷于困境，国难望不到尽头之际，“孤儿”的温馨结局好像更加重了对于自己生活前景无助的压力。
虽然家境窘困，我的叔父还是让我尽快恢复了学业。1940年初，到汇文中学，插班重读初中二年级下学期。汇文中学，是基督教会办的学校，教学水平中流，对学生的管理较为宽松。汇文中学是男生中学，毗邻有所为同一教会办的女子中学，叫中西女中。中西女中的教学水平也属中流，但作风时尚，颇有名气。
一方面是学校的教学管理松弛，一方面是自己处于心境的低潮，这个学期中的学习乏善可陈。印象是背着书包上学，背着书包回家，在家很少打开书包。记得有一门“修身”课，是学校的训导主任教。有一次他布置要在家预习一堂课的内容。很少打开书包，当然把他的布置忘得死死的。下一堂课，老师检查预习情况，检查到我这里，翻翻修身课本，说你没有预习。我说预习了，他让我说说这段课文的内容，我当然答不上来。于是罚我站了半堂课。课后问同学，他怎么知道我没有预习。同学说，你只要在课文上用红笔画几个句号，就表示你预习了。新来的插班生，可惜没有“掌握”这个窍门。
在日本占领的“中国地”，英语教学的标准极大地降低。我的英语弱项，也就没有多大的压力了。其他课程，随堂听课，都可应付。只是有一次作文，给我深深的，一直抹不掉的记忆。作文题是“游宁园记”。宁园，是当时天津唯一可游的公园，去过多次，写一篇游记也不难。凑了一篇短文，自己觉得写的一般般。发作文时，我的作文排在后面。老师宣读到进园门的描述，有一句：通路两旁“有荷花”！当时还在冬春之交，同学听了，全堂轰然大笑。好像老师也跟着揶揄了几句，就把作文本发还给我。宣读之际，自己觉得，虽然写得一般般，但也不会这样糊涂。取回作文本，确实不是“有荷花”，而是“有荷塘”。而且评语颇好，大意是，文字不多，但把宁园的景色描绘了大半。结合着评语，结合着发作文时把我的作文排在后面，老师的原意显然是要作为范文评讲的。但一字读错，竟然产生了这样的效果。开初，只是愤愤不平，后来使我挥之不去、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一字读错，很容易纠正过来，为什么老师却将错就错呢？年齿日增，慢慢懂得的事多了。常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稍改几字——人非圣贤，孰能知错必改，那也是不难理解的。
汇文中学是在城南较远的地方，那时我家是住在城西北角之外的“西头”——偏下层居民的聚居区。除了中间有一段有轨电车外，没有其他公共交通设施。唯一的解决办法是骑自行车。也就是从这时起，直到1946年春进入解放区，我上学、工作、办事、交往，都离不开自行车。
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自行车王国。直到上个世纪末，像首都北京，在上下班时间，占满大街的自行车洪流绵延不断，速度不快，但给人以不可阻挡的气势；令人感触到这个勤奋民族不可遏止的奋发图强的意念。
我刚刚骑车上学的时候，自行车已经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大街上自行车不断，但还构不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所形成洪流的印象。而且更大的区别是，车流的新旧构成。我从1939年秋到1946年春，换过好几辆车，但无一例外都是由旧部件“攒”起来了的；最理想的是配一付新的自行车内胎。家境好的同学，也罕见骑新车的，至多，是“旧”的程度不那么严重。那时，满大街上也几乎看不到新的自行车，好像只有在自行车专卖店的橱窗里可以饱饱看新自行车的眼福。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五六十年代，大家的收入还是很低的，但买新自行车的人们逐渐多了起来．不仅在城里，在农村买自行车的农户也在增多；不仅用以代步，一辆加重型的自行车可以驮二百来斤物品，也是小型的运输工具。改革开放之后，过了没有几年，在北京，突然发现构成自行车洪流的都是新的车，要想发现像我上学时骑的那样旧的自行车，已极其困难。偶然看到一辆，多是在路边低速行驶的，骑车人不是老大爷，就是老大妈。
一进入新世纪，也不过十几年，私人小汽车和适应汽车行驶的高速路成了城市交通的主要景观。小城市是小汽车和电动自行车并行的局面。老式的自行车是越来越少见了。至于“旧”到像我上中学那时的自行车——没有车闸，没有挡泥板，轮胎破了用一节旧轮胎打卡子之类的旧自行车，是根本看不到了。
1940年暑假，志达中学的一位老同学找到我，说他要考“铃铛阁”，即当时的天津市立第一中学的高中，并约我一起去考。这是天津很有名的中学，我父亲就是在这所中学毕业的。我上的志达、汇文，都是功课不怎么样的中学，而且初中三年级还没有上，能否考得上，一点没有把握。试一试，不报多大希望，没想竟然考取了。于是开始了在新的学校里的高中三年生活。
本书目录
（一）
0 为什么写忆旧纪年
1 我的家庭
2 我家的亲戚关系
3 童年时的天津“城里”
4 我的学前教育
5 我的小学生活
6 我的初中生活
7 我的高中生活
8 初入社会的磨炼
9 一个新生活的开端：进入解放区
10 梁波——我的引路人
11 去张家口
12 招待所里的一个月
（二）
13 报考华北联合大学
14 初入华北联大财经系，踏进全新的天地
15 第一次参加土地改革
16 撤至广灵 毕业留校 申请入党
17 从广灵到束鹿
18 成为研究生 成为共产党员
19 成为注册科干事
20 第二次参加土地改革
21 从华北联大到华北大学的注册科老干事
22 北平围城之际的北上招生
23 天津招生
24 看望音讯阻隔三年的母亲以及老同学
25 华北大学正定分校完成使命 护送最后一批毕业生南下
26 独特的历史使命 独特的教育实践
来源｜中国金融出版社
版面编辑｜邸馨逸
责任编辑｜李锦璇、蒋旭
总监制｜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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