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的消费行为都是对ESG的投票，这是从消费者的角度来去要求带动企业去向ESG方面发展。”香港大学中国商业学院ESG中心主任施涵在“2023大湾区可持续金融论坛”期间，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消费者，特别我们公众，对环境产品、可持续产品的绿色溢价水平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决定因素。如果我们不愿意为任何的环保产品、可持续产品付出任何额外的成本的话，那我们是比较难推动企业ESG的实践的。”施涵进一步指出。
10月27日上午，由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主办，社会价值投资联盟、21世纪经济报道、香港中文大学高等金融研究院联合承办“2023大湾区可持续金融论坛”在深圳罗湖开幕。本论坛是“2023大湾区可持续发展系列活动周”的首发活动，活动周期间将举行系列活动，邀请政府机构、学术界、金融界、产业界等领域重磅嘉宾，就上市公司ESG价值路径等热点话题进行探讨。
香港处在粤港澳大湾区ESG发展实践的前沿。今年4月，港交所发布了《咨询文件：优化环境、社会及管制框架下的气候信息披露》，宣布参考“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和“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的相关国际标准，建议所有发行人在其ESG报告中披露气候相关信息。
施涵对记者表示，香港的ESG监管以及ESG信息披露方面在亚太地区走在前列。他认为，许多香港本土和内地在港上市的企业，无论是在ESG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还是ESG报告发布方面高质量，都是内地企业学习的榜样。
近年来，ESG成为中国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标志。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数据显示，超过1700家上市公司单独编制并发布2022年ESG相关报告，占比34%，但整体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对此，施涵指出，只有提出强制性方面的要求，才能让我国企业ESG信息披露水平实现真正突破。
香港在ESG实践方面有先进经验
《21世纪》：香港处在粤港澳大湾区ESG发展实践的前沿，香港和香港企业在ESG方面的前沿实践对内地企业有什么可以借鉴的经验？
施涵：香港的ESG的监管以及信息披露方面在整个亚太地区是走在前列的。我们看到其中呈现出一批包括香港本土和内地在香港上市的公司，在信息披露方面做得非常有特色。
实际上ESG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帮助企业可持续发展。所以，我们往往看到发展时间比较长的公司，它们往往带着比较强的ESG基因，这也是企业能够长期发展的根本原因。
在香港的企业里面，你会看到有一些企业的发展时间确实是比较长，包括中华电力，太古地产，还有较晚成立的港铁这类型的公司，它们无论是在ESG管理，还是ESG报告方面，都非常值得我们内地企业学习借鉴，特别是像我们内地企业面临的一些难点，包括范围三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如何真正开展好TCFFD，即和气候相关的财务信息披露，在这些方面我觉得有几家香港公司是远远走在前面的。
中国内地在香港上市的企业里面，面对要求远比我们中国内地证券交易所严格的ESG信息披露管理和信息披露指引，也有一些企业能够脱颖而出，包括中集集团、联想这些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内地企业。我觉得这也是可供其他内地企业学习ESG管理经验和信息披露质量的例子。
强制性要求是提升ESG信批水平关键
《21世纪》：如何提升我国企业ESG的信息披露水平？
施涵：总的来讲，在上市公司的层面上，我们国家的上市公司无论是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ESG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整体披露的比例大概也就30%多，是低于国际的平均水平的。
如果从质量角度来看，可能存在的问题更大，因为这些报告往往更加符合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比较强调在公益慈善上的活动，包括定性地讲一些好人好事，但是这些报告大多都缺乏投资者真正所关心的方面，比如真正能够对企业ESG的绩效或者风险起到作用的。在ESG议题方面，在实质性的信息披露，特别是定量信息披露方面，差距是非常大的。
我们国家的公司在ESG信披方面的要求，可以先借鉴香港交易所和其他世界领先的交易所。只有对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或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进行强制性要求，才可以突破我们原来一直徘徊在30%多的信息披露水平。
同时，要提供更明确的披露指引。指引不明确，企业之间往往就会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性地去披露一些对自己有利的信息，避开一些对投资决策来讲非常重要，但是并不有利于企业形象的信息。
在最新的ISSB细节指导下，根据中国的特点，然后逐步推出强制性的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指引，可以给有些企业一些过渡期，并不是要一步到位，但是需要明确这个信号。如果还是在自愿性披露的情况下，你会发现我们在ESG信息披露的数量和质量问题上还是很难有大的突破。
公众对企业践行ESG理念有重大影响
《21世纪》：企业绿色转型单纯依靠企业意愿难以推进。应该如何从不同方面鼓励、激励企业主动践行ESG理念，助力国家实现碳中和？
施涵：各个国家的经验都表明，靠企业自愿去做ESG工作，或者是推可持续发展工作，效果肯定是很差的，所以政府的法规和标准就变成了一个最低的要求。
欧盟发布《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一下子就是把原来大概1万家企业的要做可持续发展报告，推升至接近5万家，这就是法规的要求，它不仅要求可持续发展报告数量上有非常大的增加，同时对报告质量的要求，包括一些关键信息的披露，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指引。
我们国家到现在为止，实际上还缺乏一个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法律，我们在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方面往往是通过政策的角度推动。
实际上很多国家，包括亚洲国家都有专门的针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法律，这样的话，企业在环境信息披露方面就明确知道自己有法律责任，弥补现在环境信息披露的不足。所以第一个关键方面就是政府的推动，法规和标准是最前提的条件。
第二个就是非政府机构，非政府机构在国际语境下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它们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了一些行动。同时它们通过法律诉讼，关注一些比较大的企业做得不好的方面，包括气候变化。国际上，大型企业是非常关注这些行动的，这种关注甚至超过了对其他媒体的关注。
从理论上讲，实际上推动企业ESG最有力的行动者是谁？实际上是我们个体。我们通常认为个体和公众好像对企业的ESG方面没有什么重大影响，但我觉得个体实际上都是消费者，每一次的消费行为都是对ESG的投票，这是从消费者的角度来去要求带动企业去向ESG方面发展。
现在很多的企业会认为，如果采用更高的ESG标准的话，就会增加成本，下游的客户、消费者也不会给我买单，从这种角度来讲，我的竞争对手就会取得更加大的优势。所以，消费者，特别我们公众，对环境产品、可持续产品的绿色溢价水平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决定因素。
如果我们不愿意为任何的环保产品、可持续产品付出任何额外的成本的话，那我们是比较难推动企业ESG的实践的。
我们每个人实际上又是投资者，如果我们每个人把我们自己的投资和ESG关联起来，那又会很大程度上带动绿色金融、可持续金融的发展。
从国际和市场角度，推动企业ESG实践最大的动力来自两方面，一个就是金融机构绿色金融的力量，因为金融机构他把ESG的准则纳入到投资决策行为后，就会要求它的被投资对象更好地去开展ESG的资金管理。另外一个就是证券交易所，它要求上市公司的信批，证券交易所如果能比较强有力推动上市公司的信批的话，往往能看到实体企业会更好地去开展ESG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