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一支球队，也是整个民族”，这句话看上去和巴塞罗那的“不只是一家俱乐部”十分相似。实际上，这是智利联赛球队巴勒斯坦人队的口号。
作为一家有着103年历史的俱乐部，巴勒斯坦人队寄托着智利的巴勒斯坦裔社群对故土的忧思，也是巴勒斯坦移民展示本民族文化的窗口。
如今，随着巴以冲突爆发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支球队有了新的使命：让世界看见，巴勒斯坦人还在为了故土而战斗，哪怕是在球场上，哪怕是在半个地球以外的智利。
以往在人们的印象中，南美洲的外来移民往往是来自西班牙、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等国家。实际上，也有相当一部分移民来自中东和阿拉伯国家。据阿根廷学术界估计，南美洲的阿拉伯移民后裔多达2000万人。
历史上，中东地区发生过两次移民潮，第一次是在1914—1917年。因为当时奥斯曼帝国还没有解体，黎巴嫩、叙利亚等国家也没有独立，所以这些移民也被南美人称为“Turco”，他们为了躲避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饥荒，才选择远走南美。
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犹太人的不断涌入，冲突日益加剧，整个中东又成为战场。有的人为了躲避战乱远走他乡，也有人被以色列军队驱逐出家园，无家可归。
在此期间，总共有75万巴勒斯坦人被迫逃往其他国家，其中超过50万巴勒斯坦人移民到了南美洲，这段时期也被他们称为“大灾难”。
这些阿拉伯移民的目的地也各不相同。比如，叙利亚人更喜欢去阿根廷和委内瑞拉；黎巴嫩人大多在巴西、墨西哥、洪都拉斯和哥伦比亚定居下来；而绝大多数巴勒斯坦移民到智利。
巴西名模达尼埃拉·萨拉伊巴，叙利亚后裔
在南美，由移民创立的足球俱乐部比比皆是。比如意大利移民创立了帕尔梅拉斯，德国移民创立了格雷米奥。这种情况同样也出现在智利，西班牙移民创立了西班牙联，意大利移民创立的奥达克斯意大利人……
这些球队大多成为展现不同移民群体文化的载体，巴勒斯坦人队也是一样。
1920年，在圣地亚哥郊区的一处巴勒斯坦移民社区，一群巴勒斯坦移民成立了足球、网球和体操等队伍，这些队伍是巴勒斯坦人队的前身。直到1939年，这些松散的运动队才被合并成一个俱乐部，而这还要拜犹太人所赐。
1928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率先成立了巴勒斯坦足协，并在次年加入了国际足联。但这个所谓的“巴勒斯坦足协”与巴勒斯坦人一点关系都没有，不仅球队的标志上写着希伯来文，队中的球员也全都是犹太人，球员们演唱的国歌也是以色列如今的国歌《希望》。尽管如此，国际足联还是接纳了“巴勒斯坦足协”。后来，当阿拉伯媒体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都会用“窃取”一词来描述犹太人的行为。
犹太人组成的巴勒斯坦队，拍摄于1925年
这样一来，巴勒斯坦人队存在的意义不只停留在竞技体育层面，成为全民族的代表、为巴勒斯坦发声的重任落在了他们肩上。
1939年，巴勒斯坦人队正式建立，他们以泛阿拉伯颜色红白绿黑作为球队的主色调，并用西语在球队标志上写下“巴勒斯坦”，以表示自己的民族属性。
1952年，巴勒斯坦人队正式参加职业足球联赛，并在1955年和1978年两次夺得联赛冠军。如今，巴勒斯坦人队已经发展成为智利联赛的传统强队之一。
2018年的智利杯决赛，巴勒斯坦人队4比2战胜奥达克斯意大利人夺冠，两回合比赛在万里之外的巴勒斯坦引发了轰动，就连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都致信祝贺巴勒斯坦人队。
他在信中写道：“我经常说，我们是唯一拥有两支国家队的国家。无论队中球员来自哪里，他们都是真正的巴勒斯坦人，是我们国家的一部分。你们的名字将被写进巴勒斯坦的民族史诗中！”
近年来，巴勒斯坦人队始终站在为巴勒斯坦人发声的最前沿，他们因此被更多人注意到，其中也包括犹太人。
2014年，巴勒斯坦人队发行了一款球衣，他们对球衣背面的数字1进行了变形，变形后的形状是1948年以前巴勒斯坦领土的形状。这件球衣一经问世便引发了轩然大波。
巴勒斯坦人队的这一举动，让巴勒斯坦国内无数人感动落泪，卡塔尔、阿联酋的土豪也不惜重金，想尽办法托人从智利带一件回来。但南美的犹太人社群则暴跳如雷，智利甲级联赛努布伦斯俱乐部的犹太人老板帕特里克·基布利斯基向智利足协提出了投诉，他说道：“我们不能容忍政治和宗教干预足球比赛！”
这次抗议，最终导致了基布利斯基与巴勒斯坦人队主席莫里斯·哈米斯·马苏在智利足协进行对簿。除俱乐部主席外，马苏还是智利巴勒斯坦社区推举出来的主席。
基布利斯基指出，犹太团体认为巴勒斯坦人队的设计，仿佛是在暗示巴勒斯坦地区所有的土地都属于巴勒斯坦，这令犹太人十分不适。
马苏回击道：“难道不是吗？在1947年以前，巴勒斯坦的领土就是这个形状。”
智利足协最终经裁定，巴勒斯坦人队的球衣设计有政治、宗教含义在其中，涉嫌种族歧视，因此对他们处以1300美元的罚款。
马苏在缴纳了罚款后直呼冤枉，他表示巴勒斯坦人队的这一套设计已经采用了好几个赛季了。而巴勒斯坦人队的官方声明更是有和犹太团体硬刚到底的意思：“对我们而言，让巴勒斯坦重回自由，重新恢复到他曾经的版图，是我们唯一的追求。”
巴勒斯坦人队说到做到，既然1号数字不能再像之前一样做变形，他们索性把巴勒斯坦领土形状印在了球衣袖子上。基布利斯基很快再一次进行了投诉，但这一次他的投诉被智利足协驳回了，理由是“智利足协不认为这一设计有任何种族仇恨的意味在其中”。
而巴勒斯坦人队也另辟蹊径，你只说不能穿，并没有不让我卖吧？巴勒斯坦人队将这件球衣投向市场，结果收获了巨大的成功。直到今天，这件球衣仍是俱乐部历史上最畅销的球衣，并且受到世界各地收藏家的狂热追捧。这些球衣中，销量最好的是11号球员尼古拉斯·泽丹的球衣，原因你懂得。
除球衣外，同样让犹太团体耿耿于怀的，还有巴勒斯坦人队球迷佩戴的“库菲亚”头巾。库菲亚是巴勒斯坦的民族饰品，也是巴解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的标志之一。
犹太团体将阿拉法特看作是恐怖分子，在看到巴勒斯坦人队球迷都佩戴库菲亚头巾，他们再次向智利足协进行投诉，认为库菲亚头巾所蕴含的政治意义，对犹太团体产生了威胁。
而巴勒斯坦人队总经理罗伯特·克特伦回应道：“我们的本职工作可能是从事体育运动，但是我们也代表着我们的旗帜、我们的血统和我们的文化。巴勒斯坦人队认可球迷的行为，并为他们感到骄傲。”
2021年5月，以色列军警袭击了耶路撒冷的阿克萨大清真寺，打伤了数百名信徒。这次袭击也被看作是此次巴以大规模冲突的起因。事发时恰逢巴勒斯坦人队在联赛中对阵科洛科洛队。赛后，巴勒斯坦人队球员们纷纷佩戴上了库菲亚头巾，来表达对巴勒斯坦人的支持。
马苏对此评论道：“以色列总是刻意将他们对巴勒斯坦的占领描绘成犹太教与伊斯兰教两个宗教之间的冲突，并试图将巴勒斯坦人定义为一群野蛮、热衷于发动恐怖袭击的狂热分子。”
“然而实际情况是，在大灾难期间来到智利的巴勒斯坦难民中，有学者也有平民，有穆斯林也有基督徒。以色列无非是在找各种借口，掩盖他们占领巴勒斯坦的行为罢了。”
此次巴以冲突中，智利政府的态度耐人寻味：智利政府在谴责完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后，话锋一转，立即呼吁以色列结束暴力，与巴勒斯坦达成公平、全面和明确的和平协议。
一直以来，智利与巴勒斯坦都保持着良好的国际关系。1993年，在象征着巴以和平的《奥斯陆协议》签署后，智利是第一个承认巴勒斯坦国，并与巴解组织建立外交关系的拉美国家。
莫内达宫广场上声援巴勒斯坦的旗帜
智利民间的犹太团体这几天经常批评智利政府“对巴勒斯坦暧昧”。诚然，智利政府的表态与智利国内的100万巴勒斯坦后裔离不开关系。但作为一个民众思想普遍偏左的国家，智利政府的立场其实也代表了该国国民的立场。
智利媒体评论道：“在一场冲突中，政府采取的立场不能基于偏见，不能在对问题本质了解不多的情况下作出决定。”
那么，对于智利的巴勒斯坦后裔来说，巴勒斯坦意味着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已经退役的罗贝托·比沙拉可以回答。比沙拉的父亲和祖父母都出生在巴勒斯坦，他们在“大灾难”时期来到智利。尽管比沙拉代表过智利U17比赛过，但在收到巴勒斯坦足协的邀请时，比沙拉还是决定加入巴勒斯坦国家队。
2007年，比沙拉乘坐飞机前往巴勒斯坦的拉姆安拉报道，为了抵达耶路撒冷，他需要从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入境。在得知比沙拉要去巴勒斯坦踢球之后，比沙拉就受到了以色列军警的格外照顾，他不仅丢失了两个行李箱，还多次被以色列安全部门盘问。在得知比沙拉此行是来为巴勒斯坦国家队比赛后，以色列官员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比沙拉说：“他们很不理解，我一个智利人，为什么要为一个对他们而言不存在的国家比赛。”
在拉姆安拉，比沙拉看到了与特拉维夫截然不同的破败景象，但当比赛开始时，看到巴勒斯坦人脸上的笑容时，比沙拉被深深地震撼到了。
他回忆道：“虽然我是天主教徒，但是在比赛开始前，我还是忍不住和我的穆斯林队友们一同祈祷。我明白了巴勒斯坦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取得的每一次胜利，都能让遭受了一整天痛苦的巴勒斯坦人得到些许的安慰。”
在比沙拉之后，陆续又有许多巴勒斯坦裔球员的智利球员重新回到故土，为巴勒斯坦国家队而战。有的球员甚至引发了两国的足协的争抢。比如效力于比利时科特赖特的梅赫萨图，他的父亲是摩洛哥人，母亲是巴勒斯坦裔智利人，他出生在比利时，所以他理论上可以代表智利、摩洛哥、比利时和巴勒斯坦四国出战，不过最终还是智利捷足先登。
代表巴勒斯坦出战的智利球员
说回巴勒斯坦人队。由于一直以来与巴勒斯坦关系密切，犹太团体自始至终都没有停止对巴勒斯坦人队的攻击。
2003年，巴勒斯坦人队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危机，险些破产，当时阿拉法特亲自给俱乐部写信，呼吁他们坚持下去，不要解散。这一举动被犹太团体注意到，并诋毁称巴勒斯坦人队从阿拉法特那里收取好处。
就连巴勒斯坦人队的胸前广告是巴勒斯坦银行这一点也被拿来做文章，巴勒斯坦人队也被犹太团体嘲讽，说他们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宣传巴勒斯坦，是因为他们看中了巴勒斯坦给的钱。
其实金钱又怎能改变巴勒斯坦人队的初心呢，毕竟巴勒斯坦原本的版图，直到今天还在球队主场的外墙上，始终没变过。
此次冲突发生后，马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再三被记者询问为什么不谴责哈马斯，这位陪伴了巴勒斯坦人队几十年的老人回答道：“我们的祖辈和父辈刚来到智利的时候，他们要越过安第斯山，他们在之后还要面对困难的工作环境、皮诺切特的独裁统治。与那些欧洲来的移民相比，巴勒斯坦人是二等公民。如今你看，巴勒斯坦人融入了智利社会，很快就成为中产阶级，积累起了财富。”
“但没有人请我们来，我们是被赶到智利来的，我们的家园被别人占领了。75年来，联合国的决议始终没有被以色列的执行。我们对智利有着深深的感情，但我们也永远不会忘记巴勒斯坦。”
“有太多人，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因地理距离而产生无知的看法。现在以色列的武器不分青红皂白地攻击着，人们在挨炸挨饿，如果你不知道地狱是什么样子，那你可以去看看加沙。”
“巴勒斯坦人在过去的75多年间，一直被要求要忍受和习惯失去家园的痛苦。巴勒斯坦人不能成为国际社会的例外，他们理应得到与其他人民一样的待遇。如果我们民族连生存和回家的权利都要被剥夺，那被逼到墙角的人，只有反抗和战斗这一条路可以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