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GC的火爆，让人们对其强大的技术应用能力感到震撼，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对其道德伦理标准、信息隐私泄露、产品安全责任、数据跨境传输、数据产权保护等一系列法律问题进行探讨。
在全国人大代表、成都市政协副主席梁伟看来，最近火爆的国外自然语言处理模型在科学技术方面生成的内容基本是中性的，但是在面对文化、社会等方面问题时常常有失公允，不够客观。“如果使用者借助自然语言处理模型，生成工作报告、计划等，也是一个潜在的风险。”梁伟说，使用者可能会自觉不自觉地输入一些敏感的数据和信息。
“可以预判，如果我国不能快速跟进，那么将在数字经济、人机交互，甚至某些科学研究领域的国际竞争中处于被动局面。” 刘庆峰建议，国家重视认知智能大模型研发，构建以领军企业为主体产学研合作的创新体系，加速跟进和追赶国际前沿水平。
其实早在2018年，我国就已将信创纳入国家战略发展布局。
“信创产业作为国家‘十四五’规划的重要内容，正在通过科技创新，构建国内信息技术产业生态体系。在‘数字中国’‘数字金融’建设战略的加持下，AI技术创新和应用探索将深度融入金融体系中，在技术底层植入‘国产化’和‘安全性’的基因。”百融云创CEO张韶峰介绍，百融云创基于自研技术打造了一站式决策引擎平台，就曾围绕金融信贷全生命周期为某国有银行提供了“分析+模型+系统”一体化服务，在保证银行方海量业务正常运作环境下，协助完成新老决策引擎的更新换代及策略的平稳迁移，使得该行彻底摆脱外部依赖。
现在很多人关心，中国何时才能有自己的大模型？目前的差距在哪里？最近的热潮对我国智能大模型发展是否是一个机遇？
赵晓光称，我国很多研究机构在研究大模型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并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今年2月北京市经信局表示支持头部企业打造对标大模型的政策，将支持人工智能技术更好地落地应用，使其和应用场景结合。“北京人工智能企业众多，技术人才聚集，在发展技术和挖掘市场需求上有很大优势。目前，企业要进行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这次带来的启示就是去思考需求、市场和用户在哪里，把这些变成技术进步的动力。” 赵晓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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