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能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减轻家长经济负担吗？为什么当下会存在“卷”“躺”并存的现象？这是2021年7月《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发布后，社会各方都高度关注的问题。及时评估这一政策效果是对当前“双减”的政策效果形成合理预期、为进一步的政策调整提供参考的前提。但由于执行时间尚短，“双减”效果未能全面显现；而等这一教育领域最重要的政策长期施行后再评估，又可能错过调整政策的最佳窗口期。
“双减”政策出台的背景，是长久以来我国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问题受到了家庭、社会和政府的广泛关注。从20世纪80年代起，有关部门就教育负担问题多次下发文件，但始终效果不显著，甚至出现了“越减越负”的现象。由于此前不同内容和形式的教育减负政策已执行多年，分析过去政策的执行效果将有助于评估本轮减负政策的效果。当然，已经有文献对某一阶段教育减负政策效果作出评估，但存在完善空间。一来缺少对教育减负政策的完整梳理，也缺少统一的理论框架；二来以往分析往往是基于局部调查或案例，缺乏系统性评估。
北京大学的三位学者研究发现，此前的教育减负政策未能显著减少学生学习负担，也未能显著降低家庭教育支出，反而带来了教育投入和教育产出的分化。从投入上看，高收入家庭的教育支出和学生学习时间双升，而低收入家庭则双降；从结果上看，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获得优质教育的门槛更高，加剧了“寒门更难出贵子”的问题。
这篇文章发表在《经济学》（季刊）2023年第23卷第3期，题为《教育减负、家庭教育支出与教育公平》，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周子焜、北大国发院雷晓燕教授和北大汇丰商学院沈艳教授。通信作者为沈艳。
本文从教育减负现象出发，系统梳理了2005—2018年间全国各地的教育减负政策，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微观理论模型并提出检验假说，利用构造的教育减负政策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作实证分析，以评估减负政策对学生课业负担和家庭经济负担的总体影响，再通过异质性分析揭示其对教育公平的深层涵义。
本文发现，总体来看，此前的教育减负政策并未能显著减少学生学习负担，也未能显著降低家庭教育支出，反而带来了教育投入和教育产出的分化。从投入上看，高收入家庭的教育支出和学生学习时间双升，而低收入家庭则双双下降；从结果上看，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获得优质教育的门槛更高，加剧了“寒门更难出贵子”的问题。
本文的理论模型从是否存在竞争性升学机制、是否存在校外教育市场等不同场景展开，通过对不同经济禀赋的家庭和不同闲暇偏好的学生针对升学机会的竞争均衡作比较静态分析，来预测减负政策的效果。减负政策缩减了公共教育投资，均衡中该政策既影响总体的升学竞争烈度，也影响个体的升学竞争结果，但个体在升学竞争中的相对位置可以通过私人教育投资弥补。因此，减负政策发生后，经济实力强的家庭会加大私人教育投入来争取更多的升学机会，经济实力弱的家庭则被迫从升学竞争中退出。
本文另外一个重要贡献是构建教育减负指数。在对2005—2018年各省和中央教育主管部门关于教育减负政策的所有公开文件进行整理的基础上，本文归纳出教育减负政策的17个细项并分别对其进行打分，构建了各省逐年的教育减负政策指数。
在实证分析方面，本文匹配政策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个人微观数据，并在三重差分法的框架下评估教育减负政策对不同人群的影响。结果发现，减负政策在总体上对家庭教育开支和学生学习时间的总体水平都没有产生显著影响，但造成了不同背景家庭的教育投入和产出的分化。
根据本文的估计，在2008年到2018年间，教育减负加大推行力度后，导致 “寒门学子”（收入分布处于最底层10%的家庭的学生）升高中的概率下降了9.3个百分点，而“富二代”（收入分布处于最上层10%的家庭的学生）升高中的概率上升了5.3个百分点。投入角度看到的分化触目惊心：寒门家庭的教育支出下降21%而富裕家庭上升66%；寒门学子的学习时间每周下降9.19小时，而富二代每周却上升10.37小时。
总的来看，一方面，既往的减负政策没有使高收入家庭和学生“减负”，他们反而增加了各项教育投入，参与到基础教育的“内卷”当中；另一方面，减负政策却使得低收入家庭减少各项教育投入，导致这些家庭的学生在升学竞争中获取的机会越来越渺茫，被动从升学竞争中退出，不得不“躺平”。值得注意的是，过去不依赖家庭教育和经济支出的教育模式正在消失，那些更多依赖天赋和勤奋从而经济投入程度低的家庭在“减负”后不得不加大经济投入。
基于上述发现，当下推行的“双减”政策如果要发挥作用，需要从加大优质教育供给和减少升学竞争压力两方面着手。要加大义务教育阶段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一方面是要“增量”，也就是调动社会各方面资源，改善学校的软硬件设施；另一方面是要“提质”，也就是加大师资人才的培养，提高教学效率，使家庭和学生可以用更少的教育投入达到学习目标。而要减少升学竞争压力，就需要提供更多的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同时加大优质教育供给和减少义务教育阶段的升学竞争压力，将有助于在实现减负目标的同时，满足人民对优质教育的需求和国家发展所需要的人力资本需求。
文章具体内容如下。
２１世纪以来教育减负政策可分为四个阶段。
文章收集２００５—２０１８年各省和中央教育主管部门关于教育减负政策的公开文件，构造减负指数：①如果当年有教育减负的中央文件，则认定全国各省均实施相应减负政策。②如果某一年某省出台了额外的政策文件，则将该省当年的教育减负政策度量进行更新。③整理出教育减负政策内容的细项并分项打分，如果当年执行了该项规定则打１分，否则为０。④逐年加总各省是否出台该项政策的分值。表１报告了不同细项的划分标准和对应分值。梳理出的教育减负政策共有１７个细项，对应满分为２１分，减负指数越大则减负力度越大。
作者构建了理论模型，从基础教育是否完全由校内教育系统提供、是否存在升学竞争这两个维度，就三种情形展开讨论，共提出如下假说（理论模型见原文）：
（1）数据和变量
主要采用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５期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ＣＦＰＳ）数据。
①因变量
a.以高中升学情况来度量的教育产出：如果初中毕业后直接升学至普通高中则记为１，否则为０。该数据为截面数据。
b.教育投入，以家庭的教育总支出来衡量和学生的时间投入来度量。在涉及对理论模型中假说４的验证时，还使用了家庭的校外机构教育开支作为调节变量。学习时间用每个学生每天学习的小时数度量。该数据为面板数据。
②关键解释变量——教育减负指数
在考察教育减负对升高中概率的影响时，采用学生所在省份九年制义务教育期间的平均减负指数ＡＢＬｐ，ｔ；在考察教育减负对当年教育投入的影响时，采用学生ｉ所在省份当年对应的减负政策指数ＢＬｉｔ。
（2）教育减负对教育产出的影响
由表３可以看到，ＯＬＳ和Ｐｒｏｂｉｔ结果相似：总体上教育减负对高中升学率的总效果都是不显著的（列（１）和（３））。但是，加入家庭收入与平均减负指数的交叉项后，平均减负指数显著为负，而交叉项显著为正。也就是说，减负政策导致低收入家庭学生升入高中的概率下降而高收入家庭的学生升入高中的概率上升，这一发现验证了假说１。
（3）教育减负对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
表４展示因变量为学生的两类教育投入时的基准模型回归结果，不加交叉项时，教育减负对家庭教育总支出的影响不显著（列（１））；而加入交互项后教育减负使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教育总支出在减负后分化（列（２））：高收入家庭的教育总支出上升，低收入家庭的总支出下降，验证了假说２。
教育减负对每周学习时长的影响不显著（列（３））；但使不同收入水平家庭学生的每周学习时长产生分化（列（４））：高收入家庭上升，低收入家庭下降，这验证了假说３。
列（５）表明，减负政策对此后教育支出的影响方向和前期家庭的教育投入程度有关。以校外教育支出占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比重来度量教育投入程度可知，高投入家庭（约占样本的２１％）在减负后会减少家庭教育支出，而低投入家庭（约占样本的７９％）则会增加。这验证了假说４。
（4）经济显著性分析
以收入分位数为下１０％和上１０％的家庭为例，表５结果表明，十年间教育减负政策实施后，收入处于下１０％家庭的学生升入高中的概率平均下降了９．３个百分点，教育总开支平均下降了２１％，每周学习时间平均下降了９．１９个小时。而收入处于上１０％的家庭的学生升入高中的概率平均上升了５．３个百分点，教育总开支平均上升了６７％，每周学习时间平均上升了１０．３７个小时。
（5）稳健性检验
一是考虑不同类型的减负政策在执行中量化和监管的难度不同，将容易量化和落实的细分项摘出来重新构造稳健减负指数；二是减负政策对教育投入和产出的影响都可能是非线性的，换用分组变量来描述减负政策的强度。均发现结果稳健。
参考文献：周子焜，雷晓燕，沈艳. 教育减负、家庭教育支出与教育公平[J]. 经济学(季刊). 2023, 23(03): 841-859.
